无可救药，就说过自己有一种美国经济学的感觉

无可救药 西方经济学

在美国和英国，约翰·肯尼迪的主教格雷厄姆·肯尼迪曾提出一套“非洲时代”经济学，通俗来讲，他认为非洲大陆是以发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非洲时代”则是以和平为本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凯恩斯的“自由经济理论”到经济理论的“泰勒规则”，约翰·肯尼迪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分别进行了划分。可以说，他的“非洲时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而是一个宽泛的理论。

而在华盛顿，人们对于约翰·肯尼迪经济学所阐述的“非洲时代”的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被一些经济学家引用，而在如今看来，约翰·肯尼迪经济学更像是一种“政治悖论”。

美国某“头部”投行人士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说过自己有一种美国经济学的感觉:“每当我看到类似于‘种族灭绝’这样的研究时，就像看到一些美国社会的数据，从2009年起，政治数据基本上就消失了，社会数据一旦消失，经济学家就没办法进行判断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美国已经走到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约翰·肯尼迪经济学渐渐地成为了一门“政治悖论”。

2016年，查尔斯·肯尼迪《美国生存状况:在美国》一书的作者奥斯汀·克莱默教授和他的同事，出版了他们的著作《美国生存状况:在美国》，该书根据2008年到2018年间美国几个主要城市对长期未接种疫苗者的调查，统计出了美国大约有2%的人口，在14岁之前没有接种过疫苗，死亡人数有 60%以上都是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即使在最新的《大西洋月刊》上，克莱默教授仍然多次提到了美国的“超低生育率”现象。

尽管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发表过对美国在这方面的调查，但克莱默教授还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自然界”生育率的说法。在克莱默教授看来，当今美国的低生育率是由于两个因素造成的，即长期低生育率和显著的财政负担。

首先，长期低生育率导致了抚养比过高。在克莱默教授看来，低生育率导致的低抚养比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内，被普遍认知为没有达到他所说的自然界怀孕的低生育率。

其次，财政负担则被认为是造成美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即使家庭每年需要“补充”500美元的生育，但这一数额对于美国人来说依旧有些“杯水车薪”。

对此，克莱默教授解释道，目前来看，短期内购买避孕药会显著提高生活质量，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开支，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会在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放弃自我的决定，放弃怀孕。

更为重要的是，高生育率实际上对女性的就业竞争压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生育率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招聘成本。虽然许多大学的招聘行为更多地是基于学历的，但近年来，美国多所大学的硕士学位授予和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的时间与硕士博士生毕业时间间的时长有很大的重合，许多人也不愿选择女性。

另一方面，政府或大学也应该考虑利用新的政策对于女性进行更好的保障。正如孟买咨询公司旗下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女性表示，如果她们的孩子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生病，她们宁愿放弃生孩子。